可爱的苏轼

12/15/2023

中国历史上，苏轼是我最敬佩的文人，没有之一。苏轼作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才的各样神奇与无奈，无数学者做过描述，评论与评价，比如林语堂著的“苏东坡新传”就是一本很全面的好书。我不敢尝试再加一二。我只稍微聊一些有关苏轼身体健康方面的东西，愿我们能从这位千古奇人身上学到些健康之道。

寿命长短是判断一个人一生健康情况的最终指标。苏轼（1037-1101）活了64岁。宋代（南北宋）一共320年，人口平均寿命只有30岁，所以苏轼还是挺长寿的。宋代前后有18位皇帝，平均寿命为45.5岁。宋朝寿命最长的皇帝是赵构，活了80岁，不过他65岁时就禅让了，如果一直赖在皇位上，他不一定能活到80岁。宋朝寿命超过60岁的皇帝只有两位，赵构和赵昚。苏轼的寿命是当时平均寿命的两倍多，并且看起来苏轼并非死于严重的慢性疾病，比如癌症或心脑血管病，而是一种偶发的疾病（肯定也不是被人害死）。所以，总体讲起来，苏轼一生的健康情况还是不错的。考虑到他一生几起几落，生活条件并不好，好多时期甚至是极其艰难，他能维持那样的健康状况非常难能可贵。

苏轼是怎么死的呢？虽有不同的说法，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苏轼在从海南回到内地的路上，大概是南京或无锡等地，得了一种急性疾病，最后在江苏常州去世。苏轼六十几岁时被发配到海南儋州，本以为会终老那里的，怎料最后时来运转（或天灭苏轼），1100年苏哲宗死，由弟弟赵佶徽宗继位。神宗妻子向太后垂帘听政，朝廷大赦天下，苏轼被召回内地。苏轼以63岁的身躯，满心的激动，一路劳顿奔波回到内地。期间各路朋友接接送送，可以想象三天一小宴，五日一大宴，又忙于赶路，缺少睡眠自然不在话下，免疫功能肯定下降。有一种说法是苏轼到南京附近时，正值夏暑难当，不幸中暑，拖着病体到常州后去世。要知道那时医疗水平低，以苏轼那个年纪又极度疲惫了，中暑可真是能要命的。也有人说这种说法不靠谱，说苏轼从更南方的海南来，到了江南水乡，中暑不太好解释。那是不懂南京的天气，盛夏的南京可是个大火炉。我本人在南京上大学又工作了几年，对南京的热是深有体会的。记得1988年的夏天，晚上我们学生宿舍热得根本不能睡，我们就跑到南园六舍楼顶上去，吹着楼顶的夜风才能勉强入睡。另一种说法是苏轼与大书法家米芾在太湖上荡船游玩，因天热，喝多了不卫生的冷饮，半夜即急泻不止，可能染上了阿米巴痢疾。加上苏轼又自己用药，虽然苏轼懂些医术，但这回他自己可能用错药了，终在常州病情恶化而死。据描写，苏轼去世时 “齿间出血如蚯蚓者无数”。根据这个描写，我实在是诊断不出他到底患的是什么病。

如果不是这一次中暑或冷饮所致的阿米巴痢疾，苏轼应还能活得更长。苏轼如何能在那么艰难倒霉的一生中保持健康，活那么长呢？首先苏轼还算很幸运，没有在政治斗争中直接被人整死。在乌台诗案中其实他离死不远了，是大政敌王安石等力求皇上保全他的性命。也可见当时北宋时期政治文明还是有一定的高度的。从苏轼个人来讲，我觉得他相对健康长寿的关键是他的可爱。

苏轼的可爱首先表现在他的乐观善良的个性上。他一生乐观自不用说，全写在他的诗词文章里了。有人说苏轼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。不是一个极其乐观豁达的人，是不可能开出那豪放词派来的。即使在他至暗的时期，他仍然是乐观向上的。贬谪到黄州时，虽然被拿走了一切，一下跌倒了人生的谷底，“有恨无人省“， 但他仍然能喊出“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“。更别说在那期间创作的两赋一词，尽显回肠荡气的乐观豪迈。他的乐观主义精神帮助他度过了常人难以度过的艰难险阻。讲起苏轼的善良，非常好的体现在他对民众的关怀上，不管他在哪里做官，对当地的老百姓总是尽力地照顾，官府的钱不够，他还经常拿出自己家里的钱来为老百姓做事，任何损公肥私的事那是绝对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的。做杭州知州（市长）时，审过一个奇怪的案子。一个老者为走私一批布料，冒称是为苏轼带给在汴京弟弟苏辙的。升堂审讯，苏轼当然大为光火，骗人直接骗到苏大人头上了。但问清案底，原来老者是个举人，想进京参加科考但没钱做盘缠，就出此下策以把乡里村民赠送的布料带到汴京（开封）去卖，冒称帮苏轼带的货以逃掉一路上的税负。苏轼于是不仅没有惩处老举人，还帮他顺利到了京城参加科考，老举人还真一举中了进士。作为一个非常严正的官员，苏市长真是善良得可爱。

苏轼的可爱还在于他有非常强的情绪调节与适应能力。初到黄州时，苏轼一度情绪非常低落，感觉“寂寞沙洲冷“，是情有可原的。但很快，他就开地种菜，做起了快乐的”东坡居士“。贬谪到岭南惠州时，那里瘴气横行，湿气很重，非常不适合居住。不久后，苏轼却写出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妨长作岭南人”，活得非常逍遥自得。生命最后几年被流放到天涯海角的儋州。不像现在是旅游胜地，那个时候，儋州简直不是个人呆的地方，苏轼也以为那里会是他的死地。但他仍然很快调整好了情绪，迷恋上了那个鬼地方，他谦虚地学习当地的方言和风俗，甚至有时还参与调解夫妇拌嘴纠纷，和当地人相处融洽，俨然变成了地道的海南人了，正如他自己曾赠给友人的一句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。他的自我调节与适应能力真是个奇迹。我们碰到一点倒霉事时，经常自怨自艾，情绪一蹶不振，这种时候真的该多读读苏轼的诗词与文章，“人生为何不快乐，只因未读苏东坡“啊。

坚强的信仰信念是支撑苏轼乐观生活强于适应的根基。苏轼精通老庄哲学，对自己的价值有强烈的信念，对国家对人民有热切的服务精神。他不管官大官小，处高堂还是在僻壤，总是一心为民。他与王安石不和，反对新政施行太急躁，后来与司马光也不对付，觉得完全废除新政也不合理，看起来真像他本人说的“不合时宜”，但这正是苏轼信念坚定的表现。苏轼本人四处为官，深入民间，真正懂得当时的形势，所以坚持用最合理的方法治理国家，而不是勤于拉帮结派，只为自己的地位与功名利禄着想。他平生最后一首诗《自题金山画像》写道“心似已灰之木，身如不系之舟。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“。有人说这首诗反映了苏轼晚年悲呛的心理，这是有误读的。其实这首诗恰恰是苏轼自信且坦然地总结了他自己的一生。他的心如灰，平平静静，坦然看待一切，只是专心为国为民，没有私心杂念。他的身如不系之舟，是自由奔放的，不管在什么地方，都能无拘无绊地做自己认为有益的正确的事。评价他自己的功绩，他没有说他在杭州治理西湖，在徐州抗洪救灾，在朝中起草过几百道圣旨，而只是提到他被贬谪到的三个地方。因为即使在他的人生低谷，他仍然为国为民，殚精竭力，做出了他自己都认为了不起的功绩，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信念。人们说，苏轼被贬到那几个地方，好像是苏轼的不幸，但又是那几个地方与当地人民的幸运啊。比如在广东惠州时，他帮助广州设计建造了中国第一个自来水工程。在海南儋州，苏轼开启了正规的教育，还培养出了当地第一个举人姜唐佐。直到现在，海南到处有东坡街东坡路等等。苏轼临死前，把三个儿子叫到身边，对他们说，我一生没做过恶事，死后不会下地狱的，让他们放心。这是对自己何等的信念，又是一种何等的至死不减的可爱啊。

同样重要的是苏轼非常注重营养，最显苏轼的可爱之处。苏轼讲究吃，这对他的健康功不可没。在他那个时代，营养不良是主旋律，宋朝时平均寿命只有30岁，营养不良是很大的因素，每年光饿死的人就不计其数。苏轼的食品也不会丰富的，尤其在多次被贬期间，他可是实实在在的穷人。但不管多穷，或政务有多忙，苏轼对吃从来不马虎的，用心于美食并富有创造力。苏轼被贬在湖北黄州时，由于手头拮据，别的肉吃不起，只能吃当时当地别人不吃的猪肉，他创造烹制“东坡肉”，给他补充了必要的蛋白质与脂肪。他还常自己制作豆腐，人们称之为“东坡豆腐”，豆腐是营养丰富且非常健康的食物呀。在岭南惠州时，他买不起羊肉就买最便宜的羊脊骨，喝羊脊骨汤补充了钙质和一定的蛋白质。在海南儋州时，他吃粟饭藜羹，酒煮或火烤生蚝，硬是在那个“食无肉，病无药，居无室，出无友，冬无碳，夏无凉泉”的地方开创出一众美味，过起“兹游奇绝冠平生“的幸福生活来。有人说他年老时可能长年营养不良， 我不是太认同的。苏轼这一大美食家，不管在哪里，在什么境况下，都能烹出美食大菜，他自己还能种地养鱼畜牧，因此我认为他不太可能长期营养不良。我们还要感谢苏轼在吃方面的创造力，现在的中国菜里据信有66道菜与苏轼有关。现代人经常胡吃海喝，不是一个好行为，太多人因吃得太多太“好”而导致糖尿病心血管病之类的一大堆与代谢有关的疾病。另一方面，我们一忙就来懒得花时间在做食物上，吃得马马虎虎，常常用垃圾食品果腹。比起苏轼，我们对生活对吃这件大事上真是太不认真了。要知道，在我们这个普遍营养过剩的年代，认真吃不是常常下馆子，不是常常大吃大喝，更不是吃一些稀奇古怪的食物，而是花时间自己在家制作健康食品，这样对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与生活质量，对环境与资源的保护，都是大有益处的。

最后，我不得不说，可爱的苏轼也是有毛病的。是大知识分子的通病，即刚愎的心与损人的嘴。刚愎的心典型地体现他在与王安石在熙宁变法（王安石变法）初期的政见之争上，他俩都固执己见，一个是当时朝野共称“拗相公”的王安石，一个是我觉得可以称为“犟子瞻”的苏轼，没有好好沟通求同存异。与他们同朝的还有司马光，也是一个刚愎的人，苏轼称他为“司马牛”。再聪明的人也会只看得见别人眼里的刺，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啊，尽管司马光王安石苏轼都是顶天立地道德高尚的绝世文人，大公无私为国为民的谦谦君子。其实苏轼与王安石对变法有很多相似的见解，只是在施行的方法与节奏上有不同看法，但他俩意气用事的争斗导致苏轼的第一次离开朝廷，并间接引起差点要了他的命的乌台诗案与第一次贬职放逐。几年后，苏轼从黄州回朝，绕道金陵访问也遭了贬职的王安石，他们相处了一个多月，深入讨论之后发现他俩的政见有多少相同相似之处，真是相知恨晚啊！如果他俩在变法初期一个不那么拗，一个不那么犟，能彼此尊重，充分沟通，团结一致，共同努力，变法是有可能成功的，他俩的仕途也可能不会都遇到那么大的坎坷。如果他们知道刘若英“后来”那首歌，他们一定会一起唱的：“如果当时我们能，不那么倔强，现在也不那么遗憾。”

苏轼损人的嘴则典型地体现在那次完全没有必要的当众嘲笑程颐上，得罪了老学究程颐和他的一大帮学生与同党，引发洛蜀朔党争与苏轼本人的第二次离朝与第二次贬职放逐。司马光死后﹐大臣们藉朝贺大赦的机会﹐去吊唁司马光。大理学家程颐认为不能这么做﹐说:“子于是日哭则不歌”﹐哪能刚祝贺过大赦就去吊祭死人！很多大臣不同意这种观点﹐苏轼更是讥笑说，孔子说哭了不能唱， 我们是唱了之后才哭啊，有什么不行，你这死迂腐？满庭大臣一阵哄笑。这可大大得罪了老学究与他的同伙。知识分子是最要面子的，报复一定会来。此后苏轼就遭到程颐及同僚，即所谓洛派，连同刚死去的司马光的旧部即所谓朔派的猛烈攻击，直至苏轼主动请辞又一次远走杭州，之后便是第二次贬职放逐。你看，苏轼这刚愎的心，损人的嘴是不是害他自己不浅，也大大地改变了宋代甚至其后中国的历史？哎呀，人无完人啊！如果他没有这些毛病，在仕途上顺风顺水一些，他的生活可能更好，身体会更健康，活得也更长， 但我们可能会少了很多优美诗词文章，还可能没有杭州西湖的苏堤呢。历史没有如果。但对我们每个人来说，却可以从这些历史人物与事件中学到东西。我本人就有嘴损的毛病，虽然我的才气哪及苏轼的亿分之一。我的嘴损伤过不少人，惹过不少祸，虽然伤人不会多深，祸也不会多大，但多次给自己添过后悔与焦虑，还有不少失眠之夜，对自己的健康都造成不利影响。这嘴损的毛病就是现在也还没改好，我妻子常说我喜欢多嘴，并且是刀子嘴。哎，活到老，学到老吧。